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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mahan的博客

中国近代海防研究員

 
 
 

日志

 
 

中国墓志的源起、演变和传世数量  

2016-08-10 23:31:25|  分类: 考古发现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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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mahan

 

(一)墓志的起源

 

类似墓志的明旌,早在周代就产生了。「明旌」为丧具之一,二字急读,径称为「铭」。《礼记?檀弓》云:「铭,明旌也,以死者为不可别已,故以其旗识之。」《仪礼?士丧礼》云:「为铭各以其物,亡,则以缁长半幅,赪末,长终幅,广三寸,书铭于末,曰某氏某之柩。」郑玄注:「铭,明旌也,杂帛为物,大夫士之所建也,以死者为不可别,故以其旗帜识之...。」明旌是出丧时作为幡信在棺前举扬,入葬后则覆盖在棺上的。五十年代末,在甘肃武威汉墓群中相继发现了数幅西汉时的明旌,上书死者的籍贯姓名,偶有其他语句,分别是用朱或墨书写在丝、麻质材料上的。如:M22棺盖上铭旌:「姑臧渠门里张□□之柩」,M23棺盖上铭旌:「平陵敬事里张伯升之柩,过所毋哭」等。(见《考古》1960年第九期《甘肃武威磨嘴子汉墓发掘》)它们在丧礼过程中树于柩前,埋葬时覆在柩上。明旌作为丧具,一直沿用至近现代。当然,使用明旌和设立墓志,其用意是不尽一样的,所以周秦两汉的明旌还不能算作墓志。也有人认为可以把明旌(铭)看作是墓志的先导。

 

秦代已经存在着标志墓中死者身份的志墓风气,但还没有固定的器物。1979年12月,秦始皇陵考古队在临潼县赵背户村发掘修建始皇陵的秦代工人墓地,发现了18件刻在残瓦上的志墓文字。这些瓦文,记录了建陵死者的籍贯身份与姓名。从这一点上看,它已经具备了标志墓中死者的性质。可说已开后世墓志的先声。有人也称它们是最早的墓志。但是它们并无固定的程序。推测仅是利用施工中残破的瓦片随手刻写,放入墓中。

 

后来,有人在石椁上刻了类似的文字。如东汉时郭仲理、郭季妃石椁分别刻有「故雁门阴馆丞西河圜阳郭仲理之椁」、「西河圜阳郭季妃之椁」。西晋冯恭石椁的题字为「晋故太康三年二月三日己酉赵国高邑导官令大中大夫冯恭字符恪」,另外还有冯恭诸子之名。这种题字内容就和当时许多单设的墓志完全一样了。

 

东汉刑徒砖铭。东汉刑徒砖铭大多出土于当时的首都洛阳附近。最早见于着录是在清代晚期。端方曾拣取百余件编入他撰集的《陶斋藏砖记》。罗振玉也曾搜集洛阳地区出土的刑徒砖二百余种编成《恒农冢墓遗文》、《恒农砖录》等书。1949年以来,在洛阳地区的基建工程与考古发掘中曾经大量出土东汉刑徒砖。

 

对墓志的定型影响最大的是汉代墓碑。它的文体格式与后世的墓志一脉相承。

 

墓志的撰写是有固定格式的。墓志多用散文撰写﹐叙述逝者的姓名﹑籍贯﹑生平事略。写作的总体要求是叙事概要﹑语言温和﹑文字简约﹐具有概括性﹑独创性的特点。

 

(二)墓志起源的时间

 

关于墓志究竟起源于何时?在学界,至少有五种说法:

 

一是「秦朝说」。这种说法的根据,是1979年末至次年6月,秦陵考古队在始皇陵封土西赵背户村发掘了32座秦代刑徒墓,清理出残缺废弃的墓瓦文共计18件19人(内有1件刻2人信息)。这些约公元前221至210年刻写下的文字内容很简单,多为记录刑徒的姓名、籍贯。任昉介绍,因其内容与用法已具备了标志墓主人身份的性质,属于当时一种特殊的志墓方式,所以考古报告编写者把这批秦刑徒墓瓦文,称作「我国发现的最早的墓志」,国内的一些学者对此也持认同观点。

 

二是「西汉说」。此说主要见于文献史料,如清代学者叶昌炽《语石》引王昶《金石萃编》说:「《西京杂记》称前汉杜子春(约前30-约公元58年),临终作文刻石,埋于墓前。《博物志》载,西京时,南宫寝殿有《醇儒王史威长之葬铭》。此实志铭之始,今皆不传。」

 

三是「东汉说」。在学界,1929年在洛阳东北郊出土的东汉延平元年(106年)《贾武仲妻马姜墓记》,由于记死者姓名、家世、生平事迹及死葬日期甚详,被认为是我国发现的最早的用石头刻制的墓志。学者罗振玉曾为之题跋曰:「汉人葬记前人所未见,此为墓志之滥觞。」(《辽居稿》)。考古学家马衡、赵万里等也都主此说。

 

在洛阳金石文字博物馆,有16块原本流散在全国各地的「东汉刑徒砖」。副馆长朱晓辉介绍,以前全国服劳役的人都派驻到洛阳做苦力,死后就找块砖头刻志记铭,记录了刑徒的部属、刑徒性质、狱所名称、刑名、姓名和死亡日期等简略内容,与死者尸骨共埋。比如其中一块「东汉少府若卢砖铭」上书隶书23字,文为:「右部无任少府若卢髡钳徐孟延平元年六月十九日物故」。朱晓辉认为,刑徒砖的发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气,「挺人性的」。

 

任昉认为,上述秦汉墓砖(石),或被称为「早期墓志」开始萌芽。当时已经存在了多种标志墓葬的形式,出现了墓志的雏形。其中,有的以墨书或朱书大字题写在墓室过道的粉壁上,有的则刻成单独的小型碑石立于墓中,还有各种形制互异的柩铭、封记、墓记等石制品与砖制品,显示出墓志的初始状况。「秦汉时期,我国早期墓志虽然没有确定的载体、固定的形式和陈设位置,但已经为魏晋时期墓志的发展开创了先导。」

 

四是「魏晋说」。自东汉建安十年(205年),曹操「以为天下凋敝」下令禁碑,又因战事频繁、政局动乱,以至许多墓葬被盗。黄初三年(222年)魏文帝下诏,决定取消墓地上一切设施和标志。也许是世人追念亡者之情仍望有所寄托,于是产生了将地表刻石埋入墓中的墓志铭形式。

 

可以说,「禁碑令」和丧葬制度的改革,促进了这一时期墓志的发展。魏晋时期,一些植立墓中、形似碑状的墓志和长方形的墓志数量增多。但当时的墓志仍无定制,形式和内容都与地面上的墓碑相同,只是形体缩小而已。有作圭型的,有作竖长型的,多称为「铭」。任昉认为,在形制上不统一的魏晋墓志,系南北朝时期墓志定型的前身。

 

五是「刘宋元嘉年说」,以往论及墓志起源大多据此说。这是因为早年出土于山东益都的南朝刘宋大明八年(464年)《刘怀民墓志》,是现在已知的最早自称「墓志铭」的石刻。在这块方形石刻上,首题直书「宋故建威将军齐北海二郡太守笠乡侯东阳城主刘府君墓志铭」,且志文、颂文俱全,直接证明了这类墓志文字的性质。清代端方《陶斋藏石记》卷五云:「刘怀民志作于大明七年,适承元嘉之后,此志铭文字导源之时代也。」

 

(三)墓碑VS墓志

 

在南朝以后﹐中国人把墓碑与墓志看成不同的事情。南宋无锡人费衮《梁溪漫志》卷六「温公论墓志」篇﹐对此进行了深度解读。

 

北宋政治家﹑文学家司司马光还引经据典解释了「墓碑」与「墓志」的不同﹕秦汉以来﹐功勋卓著﹑品德高尚的人去世后﹐皇帝才命文人墨客写文字褒赞功德﹐并刻上石碑﹐这就是所谓的「碑」。到了魏晋南北朝时﹐又出现埋于墓中的铭志。「碑犹立于墓道﹐人得见之﹔志乃藏于圹中﹐自非开发﹐莫之睹也。」也就是说﹐立于墓道的碑像是「名片」,人人可见﹔而埋于坟墓中的墓志才是展示逝者「丰功伟绩」的「悼词」。

 

(四)传世的墓志数量

 

至于目前传世的墓志数量,学界近年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20世纪至今发现唐代墓志资料总量超过1万方,其中21世纪以后新发现的墓志数量竟高达5000多方。也就是说,2000年以后短短15年新发现的墓志总量,竟可达上一个百年的总和之多。

 

在业界和学界,西安碑林博物馆通常被认为是「所藏墓志各方面条件最好」的博物馆。碑林文物保管部主任张安兴介绍,2000年后碑林新收入的墓志在500方左右,约占碑林(含陕西省博物馆时期)历年馆藏墓志的三分之一,「是非常大的收藏量了」。

 

除了陕西西安的碑林、大唐西市博物馆,河南洛阳的千唐志斋、九朝石刻博物馆(筹)是墓志收藏的集大成者之外,部分省市级博物馆、高校博物馆、考古大队等也各自收了不少志石。

 

《北京图书馆藏墓志拓片目录》收入已整理编目的汉代墓至民国墓志4638种,尚不包括未正式编目者和释氏墓志,如塔铭、舍利塔、舍利函、舍利铭等。

 

据内地新闻界调查所得,从公布的材料来看,隋唐墓志占出土墓志的半壁江山之多。从收藏情况来看,公立的陕西西安碑林博物馆,收藏的约1600方墓志中主要为隋唐墓志,四分之一为明清墓志;公立的河南洛阳千唐志斋博物馆、民营的陕西西安大唐西市博物馆则如其名,收藏的绝大多数墓志为北朝唐代墓志。但据任昉介绍,从《新中国出土墓志》收录的墓志看,明清墓志占出土墓志的三分之二;从参与《新中国出土墓志》编集工作的各省市县文博考古单位收藏情况看,明清墓志的数量也绝对居多。丛书《新中国出土墓志》执行主编王素认为:“大家觉得明清墓志数量不多,是学界对明清墓志不重视,文博考古单位不愿花时间整理公布的缘故。”此外,盗掘出土的明清墓志,大多被弃舍毁坏或移作他用,这也是人们感到明清墓志数量不多的一个缘故。

 

有民间人士保守估计,市面上仍留在私人手里的流散墓志至少有七八千方。

 

「新中国出土墓志整理与研究」项目作为《新中国出土墓志》第二期工程,于2012年10月获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第三批)立项。其中阶段性的成果包括收录南京市博物馆考古发掘及征集所获墓志320合(500余方); 收录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及陕西省部分文博单位所藏墓志421合(700余方; 收录洛阳师范学院河洛古代石刻艺术馆藏洛阳新出土墓志300合(500方左右)以及偃师商城博物馆藏新出土墓志50合(约70方); 收录首都博物馆藏北京地区1949年以来出土墓志300余合(约500余方); 收录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藏墓志约400合(650方左右)。其中大多数为新近出土并且从未发表过的新材料; 收录河南千唐志斋博物馆新入藏墓志约300合(约400方); 收录安徽省内1949年后出土的碑志及买地券等约300合(约400方); 收录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藏70余合(约100余方)墓志,以及宁夏回族自治区各市县文博单位藏墓志; 收录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新入藏墓志和河北省各市县文博单位新入藏墓志; 收录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藏墓志和山西省各市县文博单位藏墓志。2022年整理出版墓志类图书10卷、20册的目标可以预期。

 

(五)部份墓志的著作

 

赵万里先生在上世纪50年代整理出版的《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一种。该书收入当时可见的汉代至隋代墓志六百余种,均选用较好的拓本影印,并附有考释。可说是这一时期墓志整理的一个重大成果,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和实用价值。

 

《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网上版。

 

赵君平、赵文成利用新出土的陕西、山西、河南新出土的墓志700余方汇为一编,写成《秦晋豫新出土墓志搜佚》一书,于2011年出版,史料价值较高,可以为文史研究者提供很多未新史料,从而解决诸多未决之题。

 

赵文成、赵君平编选《新出唐墓志百种精装》(西泠印社,2010年11月)

 

(漫谈中国墓志系列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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