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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mahan的博客

中国近代海防研究員

 
 
 

日志

 
 

东南亚华文碑刻的发现和历史价值  

2016-04-19 15:24:28|  分类: 知識筆記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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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mahan

 

华文碑铭是研究华人社会史的一种重要史料, 这些镌刻在不同质材器物(参阅附录),主要保存或坐落在会馆、庙宇、学校及墓地的碑铭,经常能提供重要的线索,让研究者藉以发掘及考究不同时期的历史,以填补过去的空白。尤其是在战前华文文献纪录普遍缺乏的情况下, 碑铭更成为了弥足珍贵的史料来源。

 

汶莱发现1264年的中文墓碑

 

汶莱古称渤泥国,在宋元时期,汶莱和中国有着贸易关系,中国商人已有在汶莱歇脚的记录。1972年,傅吾康(Wolfgang Franke)在汶莱发掘得南宋古墓碑,从墓碑镌刻的文字,可知该碑立于1264年。墓主是蒲氏,可能是泉州回教徒。

 

安焕然在《寻找阿都拉的表亲》一文称 1972年文莱博物馆人员在文莱市爱丁堡桥头路旁一个马来人坟山中发现了一块志明宋代的中文墓碑。1973年,马来亚大学的傅吾康和陈铁凡发表了一篇重要学术论文:《最近文莱发现的公元1264年中文墓碑的初步报告》(A Chinese Tomb Inscription of A.D.1264, Discovered Recently in Brunei: A Preliminary Report),首次将这块墓碑披露于世,震撼学界。学界公认,这是至今发见,全东南亚年代最早的一块中文碑石。

 

该墓碑碑文全文是:有宋泉州判院蒲公之墓,景定甲子男应甲立。从碑文看,碑主是泉州一位姓蒲官员,生前做过泉州判院的官,死后葬于文莱。立碑时间:景定甲子是指南宋理宗景定五年,即公元1264年。立碑人是他儿子蒲应甲或蒲应、蒲甲兄弟二人。

 

考古发现在文莱的一块宋代古墓碑,迄今被公认为是遗存在东南亚之最早中文碑刻,其碑文为有宋泉州判院蒲公之墓。此蒲公,也许原为阿拉伯人,但已中国化。因为他是来自泉州的一个中国官员,而且墓碑完全是中国式的。

 

《泉州晚报》称1972年时,德国考古学家傅吾康在文莱发现了一块宋代(1264年)碑刻,碑刻上文字为有宋泉州判院蒲公之墓,景定甲子应甲立,被史学界称之为文莱泉州宋墓。泉州学研究所所长林少川还曾与一路探究到泉州的文莱历史学家贾米尔进行过学术论证与探讨,再次充分证明了文莱与泉州早在700多年前就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有着紧密的经贸和人员往来。不过因为在文时间有限以及墓碑地点信息未有过披露,尽管记者多方寻访该碑,并求助当地博物馆和文中友好协会,仍遗憾未果。

 

谢方在《也谈文莱《蒲公碑》与《西山杂志·蒲厝》的关系》论文摘要中称: 1973傅吾康、陈铁凡发表了《最近文莱发现的公元1264年的中文墓碑的初步报告》一文。首次将《蒲公碑》披露于世,引起了国内东南亚史学者和中外关系史学者的很大兴趣一致认为这是迄今为止在海上丝绸之路上发现的最早中文碑刻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和文物价值。

 

许友年在郑和在爪哇等地传播伊斯兰教初探(原载思想战线19836)一些印度尼西亚学者近年来提出了爪哇等地的伊斯兰教是郑和传入的而他们的主要依据却都是在爪哇三宝垄的郑和庙中发现的中文资料。据说一位荷兰殖民官员1925年在三宝垄郑和庙中发现了大量中文文件这些资料披露了关于印度尼西亚华人穆斯林社区建立和发展的许多情况。

 

越南的铭刻

 

朝阳科技大学通识教育中心教授、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名誉研究员耿慧玲在越南铭刻与越南历史研究(原载《止善1620146)论文中称;越南汉式铭刻明显具有北方与南方的差异,绝大部分的铭刻 (95)出现在与中国大陆大西南地区相连的北方,反映着越南北 方明显的汉越型文化特色

 

文中称20世纪二、三十年代,越南尚处于法国殖民时期,法国远东学院在 越南全国对石刻与钟铭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搨拓工作(1910-1945),结果共采 集了石碑、铜钟、木刻 11,651 件,搨拓 20,980 张拓片。1990 年汉喃研究院开始进行第 二次大规模拓片搜集,至 2005 年拓片已累积为 50,000 张,并拟出版拓本 图版《汉喃铭文拓片总集》,迄今已出版 20 册,每册 1,000 张拓片图版。

 

文中称2005 年开始,汉喃研究院与法国远东学院进行铭文拓片数字化工 程,依照流水号进行编辑,这也就是前面所说的《汉喃铭文拓片总集》, 除了照相出版之外,这个工程最重要的是建立铭刻数字数据库

 

文中称铭刻初期,又可以分为北属时期(111 B.C.-967A.D.),丁、黎朝,李、 陈朝三个时段。北属时期目前仅余四件金石,分别为〈大隋九真郡宝安 道场碑文〉(大业 14 年,618 年)、〈青梅社钟〉(唐贞元 14 年,798 年)、〈天威径新凿海派碑〉(咸通 11 年,870 年)及〈日早古钟〉(南汉中宗 干和 6 年,948 年),其中〈天威径新凿海派碑〉碑石已佚,这四件金石,对于了解北属时期越南北部地区的社会及历史发展有非常重要的价值。丁黎朝(968-1009)约四十年的时间,仅留下丁朝太子丁琏所刻陀罗尼经柱16座,其经幢中所记载的造幢记对于短暂的丁朝政治有廓清的作用。李、陈朝(1010-1400)近似百年的历史,一共留下不到 60 件的金石铭刻资料铭刻发展时期包含了后黎朝、莫朝、黎郑、西山几个时期,在近400年的期间,相较于前期约1400年的时段,可以说是政治势力最复 杂的一段时期这一个时期的碑铭数量较之前期有大量的增加,约有 6,000 多件的铭刻资料。铭刻兴盛时期即指阮朝(18021945)一百多年的时间,这时期的铭文 格式趋向一致,有规范化、简单化的特色,大量的祠堂碑是其重要的内 容,此时期约存 4,020 篇铭刻资料。

 

【越南的进士题名碑

 

文中称黎朝一共举行了73届的科举,刊勒了自黎太宗大宝 三年(1442)以来的进士题名碑,迄今犹存82块碑石

 

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钟珂在《文化论文发表越南河内文庙进士碑刻的文化价值及旅游开发利用》一文中称:文庙分为入道区、成达区、进士碑林区、大成殿和太学区,位于进士碑林区的天光井两边是82块进士碑刻(81块立于黎朝,1块立于莫朝),每边41块,每块高约1.5-2米不等。由于年代久远,碑刻的位置没有按时间顺序或者朝代、大小排列,而是杂乱竖立在一起。进士碑都是用越南清化省东山县安石山的一种青石雕刻而成,用石龟驮负。每块碑刻记录了科举考试中中举者的姓名和籍贯,因此雕刻的大小、艺术装饰都不尽相同

 

在星马地区,碑铭史料的重要性,迄及60年代才逐渐引起学者的注意。1969年饶宗颐先生发表了《星马华人碑刻系年纪略》, 为碑铭的应用于本区域华人研究作了重要的起始。接着有陈荆和与陈育崧二氏对新加坡碑铭的搜集研究及日本京都大学教授日比野丈夫(HibinoTakeo)所领导进行的马六甲庙宇、墓碑搜集;大约同时期,日本另一名学者今堀诚二(Imabori Seiji)在其著作《马来亚华人社会》中,也借助了大量的碑铭史料, 自此碑铭史料的使用越来越受到重视。20世纪70年代始,旅马德国汉学家傅吾康及陈铁凡展开了全马华文碑铭搜集计划,取得了丰硕的收获。19821987年间,马来亚大学出版了二人合编的三卷《马来西亚华文铭刻萃编》巨着,为我国华文碑铭史料的整理及保存,作出重大贡献。迄及近期,像庄钦永、苏庆华、李永球及张少宽等人,都着力将碑铭史料广泛应用于华人历史及民俗宗教的研究方面,为此领域的工作积累了不少成果。

 

砂拉越的华文碑刻

 

在东马华人之迁移砂拉越,大约开始于拉者王朝创立之前拾余年, 最早是从西婆移入石隆门一带; 再来则通过新加坡迁入古晋。1841年后拉者王朝开始领土的扩张,又开启了华人向砂拉越河以外河域迁移的步伐。许多地区因华人的移居,商贾辐凑,遂成埠镇、为今日砂拉越的繁荣奠下了基础。然而过去因文献纪录的严重匮乏,使我们对先人这段迁移开拓的历史知之欠详。碑铭史料的发掘却提供了不少有力的线索, 让我们能较清楚的追溯先人迁移拓殖的历史轨迹。

 

1862沈大孙墓的发现

 

蔡增聪在《萨剌瓦克人文笔记:残碑断碣现历史砂拉越华文碑铭史料的搜集及应用》一文称像成邦江艾丽斯堡山侧沈大孙墓(1862)的发现,即是一例。其立碑年代甚至还比艾丽斯堡的建设要早上两年,反映了潮人迁移成邦江历史之悠久及在建设该镇所作的重大贡献。诗巫哥乐陶广福公墓亦同,其创建(1867)碑记及年代久远的墓碑也清楚证实了华人在诗巫定居之久远。这些史料, 透过与官书有限纪录的比对互证,对了解先民百年前在砂拉越境内的迁移活动,能提供很大的帮助。

 

《马来西亚华人铭刻萃编》

 

砂州华文碑铭的调查工作, 最早是归附在傅吾康、陈铁凡所策划的全马华文碑铭搜集计划以内其成果被收录在1987年出版的《马来西亚华人铭刻萃编》第三卷〈砂拉越部份〉。《萃编》所收砂拉越碑铭约近130余条. 尚称丰富; 对砂拉越碑铭史料之整理及保存, 也起着启导开拓之作用。尽管如此,因砂拉越州幅员广大加以当时交通还不便利、调查人力也嫌不足以致《萃编》漏录的部份,仍为数不少。如诗巫一地,该书仅收录7条,且其中除一条以外,其余所收录的,年代多晚于1900年。事实上, 就哥乐陶广福公墓一处而言,在搜集工作进行的当时,仍应存有许多可供辨识的清代墓碑。

 

1993砂拉越华族文化协会历史组对位于诗巫对岸哥乐陶的广福公墓进行了初步勘查这是文协自1990年成立后,首次尝试类似调查。次年,该组重临旧地以进行碑铭抄录工作;有关调查报告后来由时任历史组主任的蔡存堆,发表于该会所举办的一次研讨会上。自此, 文协陆续在加拿逸、泗里街、成邦江、英吉利里、木胶、拉叻、马都、达罗、拉让及勿拉威等城镇进行类似调查,成果不一。文协的调查工作, 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马来西亚华人铭刻萃编》的漏失, 如在成邦江新巴务义山所搜得的碑铭、大部份都不见于《萃编》

 

碑铭史料,尤其是保存在寺庙的捐缘纪录,经常可以作为考究早期地方社会组织及经济活动的参考。诗巫永安亭大伯公1897年重建时所保留下来的两面碑记即是最好的例证。

 

成邦江新巴务义山的中文墓碑

 

在成邦江新巴务义山所搜得的61面墓碑中8面显示了墓主是嫁予华人的土著妇女。这些墓碑分别以番氏劳氏冻氏」、「唻氏氏以显示其身份的特殊(吴诰赐200442)

 

在木胶县公署笔者曾看到一面以中、英、爪威三语书写的牌匾、上书沐胶武德炮台之正柱与日牌,1911年建于沐胶港口,1945年被火烧毁,以「」武德对译Burdett堡,似乎仅此一见。

 

吴诰赐在《萨剌瓦克人文笔记:走走墓山,看看过去,关怀历史成邦江寿山亭五一考察侧记》一文称:「考古义山是一件很有趣且有意义的事。我一共研究了六十个墓碑。我从中发现墓碑分为两种,那就是石碑和木碑的。另一方面,我也发现许多祖先们从前都是三妻四妾的。

 

华文碑铭史料应被视为是华族珍贵的历史及文化资产。惟令人惋叹的是由于搜集工作起步较晚,一些原本存藏在庙宇、公共建筑的珍贵碑铭过去因重建或搬迁被加以丢弃的为数不少;而一些义山的古老墓碑,或因无主而被铲除,或因木质建材年久腐蚀,不堪辨识;以致我们已永远失去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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